一、中华民国的成立及其政权变化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采用共和制，改用公历。
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胜利，但是民国的政权不久便落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手。
袁世凯利用权力一步步走向独裁。他从第一届内阁开始就破坏责任内阁制度，未经内阁总理同意擅自处置重大事务；1913年3月派人暗杀国民党议会活动家宋教仁；7月镇压孙中山因宋教仁事件而发动的“二次革命”;10月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914年1月解散国会；5月炮制《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修改总统选举法，不仅使总统的权力无限制地扩大，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有权推荐继任总统；1915年12月12日废除共和，复辟帝制。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人民群众和拥护共和人士的反对，爆发了“护国战争”，袁世凯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在忧惧中死去。袁世凯死后，民国的政权先后落人各派北洋军阀的手中，历史进人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冯国璋、段棋瑞、曹馄、张作霖等军阀相继粉墨登场，直至1928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
二、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南京临时政府以蔡元培为教育总长，开始进行教育革新。1912年1月19日，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其主要内容是：从前的学堂，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凡各类教科书，务必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禁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废除小学读经科和奖励出身；初等小学开设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等课程；高等小学再增设中华历史、地理、博物、理化、图画、手工等课程。
临时政府迁到北京后，蔡元培继续出任教育总长，继续进行教育改革。9月初重新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公布《学校系统令》，初步确立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为以后的教育改革和资产阶级新学制的最后确立奠定了基础。
对于教育宗旨，；规定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其中的“道德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实利教育”，是为了进行生产和知识技能的教育；“军国民教育”就是后来的体育，是为了培养学生健全的体魄；“美感教育”包括美术和音乐，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思想修养。对于学制，在公布《学校系统令》之后，到1913年8月，又陆续公布各级各类学校令，后经过调整和综合，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学制系统。因该两年的阴历纪年分别为壬子年和癸丑年，因此又称“壬子癸丑”学制改革。这个学制规定：初等教育分二级，初等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3年；中学教育4年；大学6一7年，即预科3年，本科3一4年。还将教育分成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三个系统。师范教育分为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实业教育分乙种（初等）、甲种（中等）实业学校和专门（高等）学校。
1912年9一10月，教育部还颁布了小学、中学、大学、专门学校和师范学校的学制，对各类学校的教育宗旨、人学资格、年龄、课程和年限都作了明确规定。，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需的知识技能为宗旨；教员须有许可状，不得对学生进行体罚。中学教育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以省立为原则，经费由省款支付。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阂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7科；设预科、本科和大学院。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种类有法政、医学、药学、农业、工业、商业、美术、音乐、商船、外国语等。实业学校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需的知识技能为目的；甲种学校以省立为原则，乙种学校以县立为原则。
此后，袁世凯为着其专制统治和复辟帝制的需要，曾有过短暂的封建主义教育复辟。袁世凯死后，范源镰任教育总长，重新施行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废除和修正了袁世凯复辟时的一些教育法令。1919年4月，又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教育宗旨。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出现的许多新的教育团体，也积极推动教育改革。1921年9月10日，教育部邀请全国各教育机构和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制改革会议，通过了《学制系统改革案》，于1922年起在全国施行，称“新学制”。因该年是农历壬戌年，故又称“壬戌学制”。其改革的主要举措是：小学年限缩短为6年，以利普及；中学年限延长为6年，以提高教育水平，初中可以单设，以利普及；大学取消预科，不再进行普通教育，有利于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施行选科制和分科教育，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职业教育单成系统，代替实业教育。这一学制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民国成立以来教育改革的一个综合成果，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的确立。
三、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和反对帝制复辟的斗争中，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脱颖而出，积极提倡新文化，充当争取民族独立、政治民主的先锋。其杰出的代表人物有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吴虞、蔡元培以及后来参加的鲁迅等。由于这次提倡新文化运动发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又与五四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故称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以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秋更名为《新青年）}）为开端。新文化的提倡者们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倡导科学与民主，以现代自然科学反对无知、迷信和神秘主义；以争取民权和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提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主张真正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尊孔复古、复辟帝制的逆流；反对一切旧道德和旧文化，主张个性自由和个人发展，提倡文字的改革与新文化的创造，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性质上属于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
后一个时期，在指导思想上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开始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经过前一阶段的新文化启蒙，唤醒了中国新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因此当1919年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即将失败、日本取代德国攫取在山东的权益即将得到和会确认的消息传来之后，年轻知识分子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规模宏大、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5月4日，北京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6月3日，上海爆发了有数十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和游行，使五四运动从一个青年学生的运动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包括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参加的爱国运动，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并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把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与反军阀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了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使中国的革命运动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制度条件，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与掠夺，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1912一1922年持续10年较快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表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资本主义主体力量从国家向民间转移，私人资本的发展速度已超过国家资本。二是大小企业并举，以中小企业为多，既表明资本相对集中和两极分化的现象开始出现，也说明企业资本力量的薄弱。三是出现了企业集团，如航运业中的三北集团、朱葆三集团，银行业中的北四行、南四行之类的同业性企业集团；无锡荣家的三新系统企业集团、南洋华侨郭氏兄弟的永安系统企业集团之类的家族性企业集团；以周学熙为主的华北企业集团、以张餐为首的南通企业集团之类的地区性企业集团。四是负债经营，许多大型企业和集团企业依靠举借大量外债和内债才得以开办和维持经营。这些特点说明，民族资本主义经过这10年的发展，在数量上有较大的增加，但在素质上提高不多，加之国家主权丧失，仍不足以对付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和侵略，1923年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卷土重来，资本主义经济又出现衰退，发展势头减弱。
五、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其政治体制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4月18日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为南京政府主席。蒋介石利用南京政府一方面与武汉政府抗衡，一方面镇压革命力量。南京政府下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实质上是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1928年8月，国民党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同时，蒋介石公开宣布“以党治国”，宣称“违反三民主义的人不允许活动”。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并于10月4日公布。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确立。1929年3月21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确定训政时期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实际及方略案），进一步规定，由国民党“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中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之权”。
1935年5月5日，国民党为了掩饰其借“训政”为名加强独裁的真面日，又制定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与《训政时期约法》比较，它在文字上、个别章节上作了一些调整，并将国民政府的首脑由主席改为总统，但二者的结构体系、内容却基本相同。它虽删除了国民党中央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定，但又把总统的权力规定得至高无上，总统拥有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最高权力，仍然体现着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实质。随着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的确立，国民党政权逐渐走向法西斯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国民党特务制度的建立及其基层保甲制度的推行。
六、从国家资本主义到官僚资本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使国家资本逐渐膨胀，并开始向官僚资本转变。
在1928一1937年间，除了交通建设方面几乎完全由国家投资之外，国家资本也开始向工矿和金融领域扩张。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推行战时经济统制政策，使国家垄断资本迅速膨胀起来。国营工业资本（不包括军用工业）在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35年的12％上升到1944年的40.5%，若包括矿业则占52写。
抗战结束后，经过接收敌伪产业，国家和官僚垄断资本急剧膨胀。其资本数额占全国资本总额的比重上升到54%，而民营资本则下降到38%，其余为外国资本。按分类计，产业资本中，国家（官僚）资本占64%，民营资本占25%；金融资本中，国家（官僚）资本占89%，民营资本占5％。
国民党政府中的一批官僚豪门，利用权势，以国家的经济资源为自己谋私利。在这样的情势下，所有国家资本，无论其运作形式如何，有无官僚豪门的插手，均被社会舆论指为官僚资本，遭到社会各界的猛烈攻击。
1947年12月，毛泽东对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他提出：“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①并指出：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是“国家垄断资本”。“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②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中重申上述原则说：“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铁路、邮政、电报、电灯、电话、自来水和农场、牧场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③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说明，属于官僚资本的有两种企业，一种是由国民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经营的完全官办的企业，另一种是由国民党大官僚分子所经营的企业。官僚资本主义成为旧中国的“三座大山”之一，是共产党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七、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在晚清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发展，由以传播为主转向以研究为主，并形成了民间和国家两支研究力量。在民间方面，1913年由詹天佑等组织中华工程师学会（1931年改组为中国工程师学会）。1914年6月，留学美国的任鸿隽等在美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并集资出版中国第一家自然科学刊物《科学》，1918年迁回国内，开展许多科学活动。此后，不同专业的学会相继成立，其中仅全国性的学会就有数十个，几乎所有的一级学科都有学会。重要的科研机构有：1922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3年成立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所、1926年设立的交通大学工业研究所等。各种势力和各个大学共计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机构100多个，覆盖了理工农医基础学科和主要技术学科。
延安抗日根据地也于1939年设立了自然科学院，内设物理、化学、生物、地质4个系，以及机械和化工实验厂、化学和生物实验室。同年设国防科学社。1940年设立自然科学研究会，下设农学、生物学、地质矿产学、机械电机学、化学、土木学、医药学、航空学、数理学等20多个分会。
在政府方面，农商部于1916年成立地质调查所，这是民国时期政府有计划地组织科学研究的开始。1928年，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由蔡元培任院长。先后设立天文学、气象学、物理学、化学、工学、地质学、历史语言学、社会学、动物学、心理学、植物学、医学、数学13个研究所。并于1935年设立院评议会，作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负责联络国内各研究机构，讨论重要科研问题，组织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1948年实行院士制度。1929年设立北平研究院，内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历史学、地质学、镭学、药物学9个研究所和西北植物调查所。
随着研究机构的建立和留学教育的发展，有不少科学工作者做出了享誉世界的成绩，并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家。在数学方面：陈建功的一项三角学发明被称为“陈一哈代一李特尔伍德定理”；曾炯之在函数上的一项发明被称为“曾一兰定义”；陈省身对示性类的研究成果被命名为“陈省身示性类”；王湘浩关于类域论的研究成果被称为“格隆瓦德一王定理”；华罗庚在“堆垒素数论”研究中取得重大成就，产生广泛影响。
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吴有训验证了康普顿效应，使该效应改称为“康普顿一吴有训效应”；黄昆提出了固溶体的X光漫散射理论，后来被证实，从而被称为“黄散射”；张文裕发现拼子原子及其辐射规律，分别被物理学界称为“张原子”和“张辐射”；还出现了吴大酞、王淦昌、钱三强、郭永怀、钱学森等著名的物理学家。梁树权完成铁原子量的修订，被国际原子量委员会采用；黄鸣龙改良了开西纳•沃尔夫还原法，被国际同行广泛应用，称为“黄鸣龙还原法”；侯德榜发明了新的制碱法，被命名为“侯氏制碱法”。
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猿人头盖骨化石，被命名为“北京人”；翁文颧在造山运动研究中提出“燕山运动”说；李四光通过大地构造和地壳运动研究，正式提出“地质力学”概念；黄汲清用历史学方法研究大地构造，创立了“多旋回构造运动”说；胡焕庸完成中国人口分布研究，提出“缓挥一腾冲线”，把中国人口分布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部分；竺可祯开创了中古气候研究，为“气候脉动说”奠定了基础。在生物学方面：冯德培发现肌肉伸长时的发热现象，被称为“冯氏效应”；吴宪以英文出版《物理生物化学原理》一书，创立了“物理生物化学”（今生物物理化学）学科；张锡钧提出“迷走神经一垂体后叶反射”说，后被生理学实验证实；黄祯祥首创病毒体外组织培养新技术，被称为“病毒学史上的第二次革命”。
八、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苏联政府实行社会主义外交政策，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但是，由于列强各国的干预，以及中苏在外蒙古等问题上的严重分歧，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直到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经过谈判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确认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概为无效；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使近代中国第一次废除了一部分不平等条约。
在中苏两国就历史悬案进行谈判的同时，还发生了中国人民和政府对西方列强的废约斗争。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对德和会，与会的中国代表提出了废除1915年在日本强迫下签订的“二十一条”，逐步撤废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驻军、邮政及电报机关、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协定关税等特权的要求。但巴黎和会不仅没有答应中国的要求，反而允许日本占领山东。巴黎和会的这一结局，立即引发了五四运动，促使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开启了中国独立决定自己国际事务的先河。1921年n月11日，由美国发起在华盛顿举行太平洋会议，讨论巴黎会议的遗留和新生问题，中国代表重申了在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除外国在华邮局问题有条件地得到解决外，其余均无实际结果。但是，由参加会议的9个国家签署的•《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在名义上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任何一国均“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这意味着从此任何国家再也不能在中国攫取新的特权，或互订条约划分新的势力范围。此外，在山东问题上中国取得了重大胜利，迫使日本同意中国以高额赎金收回山东主权。
从1925年起废除不平等条约进入高潮。五辩运动以后，“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响遍全国；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兴起，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实行以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列强在华特权的革命外交政策。于是，促使北洋政府发起“修约”运动，企图通过所谓“正常”的外交途径修改不平等条约。其间，于1926年n月6日和10日在经过与比利时、西班牙的谈判无效后，相继独自宣布中止《中比通商条约》和《中西通商条约》，但也无力付诸实施。其余的修订届期条约、召开关税会议、举行法权调查等活动，以及与日本、英国的修约谈判均无实质性结果。
与此同时，国民革命政府方面却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废约成果。1927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随着北伐的进展迁到武汉。1月3日下午，英国水兵粗暴干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的演讲，刺死海员1名，刺伤群众数十人。当晚，国民政府外交部警告英国总领事，责令英国从速撤退水兵，由中国政府派军队进驻英租界。5日，武汉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冲入英租界，驱逐英巡捕。同一日，国民政府设立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正式接管英租界。接着，英兵又在九江枪杀中国人，引起罢市。7日，国民革命军一部进驻英租界。9日，国民政府设立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正式实行接管。2月19一20日，中英经过谈判签订了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协定，正式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放弃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但在全国人民以及国民党内部反对派的压力下，继续了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192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提出重订新约的三项原则：中华民国与各国间的条约，已届满期者，废除旧约，另订新约；尚未满期者，以正当之手续解除另订；旧约已满新约未订者，另订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其内容主要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收回租界及租借地。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中国政府与西方列强进行了相关谈判，于1928年7月25日签订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随后又与挪威、荷兰、瑞典、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葡萄牙等国缔结了《关税条约》和《友好通商条约》，都宣布取消以往的协定关税制度，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9月1日宣告关税自主。1929年2月1日实行自主制定的新税则，并收回海关管理权。1930年《中日关税协定》签订，关税主权全部收回。
在收回租界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1927年8月收回天津比租界；1929年10月、1930年4月和9月收回镇江、威海卫和厦门英租界等。1930年1月和1931年7月，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临时法院，分别设置江苏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和上海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
在收回领事裁判权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列强各国交涉无效后，曾于1931年5月4日，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准备于1932年元旦开始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不了了之。
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中国战场地位的上升，中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又有了新的进展。1943年1月n日，中国与美、英分别签订新约，接着又与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新约，从而废除了治外法权、使馆界及驻兵权、租界、特别法庭、外籍引水人（领港）、英籍海关税务司、沿海贸易与内河航行权等特权。
近代中国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于此结束。
九、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
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图谋和实行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05年通过日俄战争，从俄国手中夺得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东北长春以南地区（南满）的势力范围；1914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强行占领原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地区；1915年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二十一条”（民四条约），承认其侵占山东、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及向浙江、广东、江西、湖北扩展势力范围。此后，日本继续图谋把整个中国侵占为殖民地。1927年7月，日本内阁召开所谓东方会议，进一步策划对我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侵略，会议所形成的“田中奏折”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据此，日本陆军省于1931年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明确强调必须对中国东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借此进攻沈阳和北大营，从而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全力进行反人民的内战，坚持不抵抗政策，遂使日军兵不血刃很快占领了沈阳；又用仅仅4个月的时间，侵占了整个东北三省。接着，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3月宣布正式成立“满洲国”，作为其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傀儡政权。
＋、国共两党的抗战
华北事变以及国民党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愤慨。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提出了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十大政纲，首先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声。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代表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抗日救国宣言》，重申中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中共的主张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12月9日，北平高校3000多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冲突，40多名学生受伤，一二九运动爆发。这一运动从n日起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斗争，十几个大城市的学生相继罢课，举行集会游行；工人组织也纷纷行动起来，呼吁释放被捕学生，对日宣战。
接着，中共中央于12月17一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分析了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并确定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政策，为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在政治和理论上进行了必要的准备。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抗日民主运动的不断高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也不得不变化。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发表外交政策演说，就南京政府对日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及“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中共方面认为这个解释实为一个可喜的现象，表明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日的想法和准备，于是开始了以“请蒋抗日”为目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战的建议。中共的建议得到宋庆龄等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赞成，但是蒋介石仍然动摇不定，坚持反共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直到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才迫使蒋介石答应国共合作，联合抗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于8日向日本方面提出口头抗议，10日提出书面抗议，要求立即制止日军的军事行动；同时，蒋介石紧急调集兵力向石家庄集结，设立石家庄行营，以便就近督导冀察战事。中共也立即发表抗战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n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向华北增兵，扩大侵华战争。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开始全面抗战。
面对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开始分别在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进行抗战。中共于8月25日“依据与国民党及南京政治谈判结果，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为总指挥（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改任总司令）;10月12日，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后，随即开赴华北、华中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取得平型关、阳明堡等战斗的胜利，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打击敌人。在相持阶段，粉碎了日寇的多次“扫荡”，并于1940年8一12月发动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国民党军除以一部兵力在华北抵抗日军外，集中兵力于华东，试图力保上海、南京，先后在上海、台儿庄等地给日军以打击。但在武器装备优势的日军进攻下，北方的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呼和浩特、太原、济南、青岛、徐州、开封；南方的上海、苏州、南京、芜湖、扬州、杭州、厦门、九江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陷。日军在1938年10月攻占广州、武汉后，限于兵力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进人相持阶段，并转而加紧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使国民党从初期的比较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与中共的政治、军事摩擦，乃至发动皖南事变围攻新四军。在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过南昌、长沙、桂南、豫南、中条山等战役，中国军队在这些战役中进行了顽强抵抗，但仍有不少国土沦陷。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从此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形势开始逐步好转。在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不仅粉碎了敌人的一次次“扫荡”，而且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和力量，并从1944年1月起，开始局部反攻，为正面战场上的抗战和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浙赣、鄂西、常德、豫中、长衡、桂柳、豫西、鄂北、湘西等会战，给日军以不同程度的打击，并抑制了它的进攻势头。
1945年8月初，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先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也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由国共两党合作的抗日战争至此胜利结束。
＋一、抗战时期的文学艺术
抗战时期是文学艺术比较繁荣，比较直接反映社会现实，为现实服务最好的一段时期。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加深。由于一二九运动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文化界最先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号召文化界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反对文化界的汉奸活动，组成文化界抗日救亡统一战线。
七七事变之后，文化界的救亡活动更加高涨，富有时代特色的抗战文化蓬勃发展起来。1937年7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翌年3月，全国性的文化界救亡团体中华全国文艺界救亡协会在汉口成立。接着，各专门性的全国文艺团体如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等纷纷成立。它们共同的宗旨是利用自己的专长发动群众，保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抗战的胜利。
在上述这些团体的领导下，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分会组织，并很快创办了诸如《抗战文艺》、《笔阵》、《文化岗位半月刊》、《文艺阵地》、《抗战三日刊》、《战时联合旬刊》、《文艺战线》等百余种刊物。中共直接领导的《新中华报》、《新华日报》、《解放》、《群众》、《中国文化》等，更是旗帜鲜明，充分发挥了进步文化界鼓励人民坚持抗战决心的作用。
深入抗战前线的作家和记者，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像徐迟的《大场之夜》、长江的《台儿庄血战经过》、碧野的《太行山边》、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的《刘粹刚之死》，等等，或用如画的笔墨描述了抗日将士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或用辛辣的笔调揭露了后方官僚的腐败无能。像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幸福生活，而且在艺术上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
诗歌也成为一种非常活跃的文艺形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如艾芜的《我怀念宝山的原野》、王统照的《上海战歌》、靳以的《火中的孤军》、郭沫若的《战歌集》、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田间的《给战斗者》、艾青的《向太阳》和《剑北篇》等，它们或燃烧着对侵略者的深仇大恨，或歌颂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斗的顽强精神。
音乐艺术直接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群众性的歌咏活动高涨。冼星海、吕骥、张曙、贺绿汀等一批著名的音乐家创作了一大批令人难忘的战歌，如《武装保卫山西》、《干一场》、《全民抗战》、《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歌唱八百壮士》、《游击队歌》、《二月里来》等。由著名诗人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为人民大众谱出了呼声，发出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怒吼。边区农民歌手李有源作词的《东方红》、孙万福创作的《高楼万丈平地起》、韩起祥改编的《刘巧儿团圆》等，都是有名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至今仍被人们所传诵。
在戏剧舞台上，以独幕剧、街头剧、活报剧为主。如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放下你的鞭子》，田汉的《卢沟桥》，周扬、沙可夫的《血祭上海》，崔克、王震之的《八百壮士》，夏衍的《咱们要反攻》，荒煤的《打鬼子去》等，都深受观众欢迎。在边区根据地，新秧歌剧大受欢迎，著名的作品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根据地艺术工作者创作的歌剧《白毛女》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民族风格鲜明，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延安文艺工作者改编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不仅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而且为中国戏剧艺术的改革开创了一条新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电影艺术也有新的发展。电影工作者深入前线，拍摄了许多反映抗战的纪录片，像《抗战特辑》、《抗战号外》等，都真实地向观众展现卢沟桥、淞沪、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的情况，激发人民的抗战热情。艺术片如石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等，也都直接地反映了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侵略者的事迹。
美术界的最突出成就是把漫画艺术推到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作者，也留下了一大批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的艺术形象。像叶浅予、张乐平、廖冰兄等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最活跃的漫画家，张乐平创造的三毛形象至今仍有生命力。
十二、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
与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的民主党派大都产生于抗战后期。它们在政治上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或之外寻找到一条通往民主共和的新路。主要的民主党派有下述几个：
中国民主同盟。其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于1941年，其成员主要是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抗战后期一直比较活跃，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最先发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呼吁，并提出和平建国的10条政治主张。194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张澜为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会议提出要将中国建设成一个“道地的民主国家”，并期望以苏联的经济民主去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为达到这一目的，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的党治，彻底清除民主的障碍，彻底消除内战的危机，在政治上，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司法独立、地方自治，充分保障人民的一切基本自由；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以国家的力量促进工业化，消灭贫富差别，保障人民在经济上的平等；在军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军人绝对不得干预内政，任何党团组织均不得拥有武装力量，军队中也不得存在任何党团组织；在外交上，保障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与各国和平相处，与美、苏、英互相合作。在此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及内战早期，民盟虽然继续保持中间路线，但基本上与中共密切合作，与国民党进行斗争，1947年11月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自动解散，中间道路的政治幻想彻底破灭。翌年在香港重组，实际上已放弃中间道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九三学社。原名“民主科学座谈会”,1944年底成立于重庆。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正式定名为九三学社，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其成员大都是文教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主要领导人有许德琦等。其政治主张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反对官僚政治，肃清贪污；反对官僚资本，建立以民生为主的经济制度，迅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学术思想绝对自由，积极普及国民教育。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于1945年12月。它的主要成员为民族工商业者，主要发起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其政治主张，除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外，在政治体制上，由直接普选产生各级议会，由议会行使各级政权的职权；在经济上，实行经济民主，发展民族资本，反对官僚垄断资本；在外交上，对苏美采取平衡外交政策，自称“不右倾，不左袒”，只是想替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强调“和平统一，民主集中”基本原则。
中国民主促进会。它的基本成员为文教界的知识分子，多为中小学教师和出版工作者，发起人有马叙伦、周建人、郑振铎等。政治诉求主要是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权、还政于民，停止内战，撤退外国军队，重新制定宪法，实行普选，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
以上这些民主党派均于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参政党。
十三、抗日胜利与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取得胜利。蒋介石为了争取准备内战时间并把内战责任转嫁于共产党，在美帝国主义授意下，决定玩弄一次和平阴谋。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并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戳穿美蒋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于8月28日由延安飞至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在1945年10月10日，公布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中心内容有：蒋介石被迫接受中共所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结束国民党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等。但是，蒋介石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借口下，根本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致无法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公布后，蒋介石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这就在事实上充分暴露了美蒋的和平阴谋，教育了全国人民，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获得了极大的主动。
十四、解放战争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终结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人民解放军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1947年3月，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6月，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开始我军的战略反攻。
1948年秋，国民党被迫实行重点防御，1948年9月，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1948年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发起了辽沈战役；9月16日，淮海战役打响；12月上旬，平津战役发动。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取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长江上发动渡江战役。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大陆反动统治的灭亡。此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到1949年底，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
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和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阐述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政策。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了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转向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在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基本政策。
